昆德拉或會買的一本書
translating milan kundera michelle woods multilingual matters 2006
le rideau milan kundera gallimard 2005
昆德拉「新著」“le ideau”評論集，聽說台灣皇冠推出中文版《窗廉》，有若干篇章，有點眼熟，未及細讀，但不少都曾出自昆德拉在不同雜誌或場合發表過的稿件，更或是重新整理的文章。法文原本於05年出版，德文本及西班牙文已出，有趣的是英譯本還未出，看來昆德拉的好友aaron asher 最近沒空、或是在忙英譯工作罷了。但諸如當年推出“ignorance”時，他早在2002年在“new yorker”寫了一篇「試稿」“the great return”，故事背景與情節有不少相似之處。
昆德拉愛在法國文學雜誌“le monde diplomatique”投稿，短少但如常充滿睿智的有零三年《衛報》中的“the theatre of memory”，內容可笑又實在；至於比較近期的，可說是一篇短的書評，談及“de Juan Goytisolo”的著作“Et quand le rideau tombe”，無獨有偶，文章取名“Desertion from the memories”(“Désertion des souvenirs“)，皆以記憶為題。當然不可說「老昆」人開始老了，沉迷在回憶當中。實不。他曾在不同場合拒斥自傳式的「東西」，以至他不斷把書本中的作家簡介，要求出版社縮短：
”milan kundera was born in czechoslovakia and has lived in france for more than twenty years“
他有他的鄉愁（nostalgia )，特別是”ignorance“，但當了解他的個性及風格，那不會是一種簡單的追憶，卻是重新審視以至批判自己的記憶，「出走文學」(exile) 當中不由自主的外力「驅逐」，但這外力是來自祖國同胞的時候，那鄉愁只會變成理想化的彼岸感，似曾相識那純真的善與美彷彿此生永不再來。
早期昆德拉以捷克文寫成的大作，在六十年代始被西方翻譯時，他收到譯文後大發雷霆，覺得自己的作品給譯者重寫了。他在“joke”的第五版（92, faber &faber)中提到，“joke”的翻譯是平生以來最氣憤的事情，當時第一版的英國出版社拒絕為更改，後來第二版由紐約的出版商發生，昆德拉由當時還是共黨統治的捷克，不斷發電報表達不滿，可一點也收不到回覆。
直至八十年代，當時美國一位年青斯拉夫語及文學學者在一本學刊發表了一篇文章，是把第三版英譯（penguin)的“joke”被刪除的部分重譯，這令昆德拉如遇伯樂，結果把當時“the book of laugher and forgetting ”的英譯工作給這位年青學者，而這位學者正是曾任教harvard 及ucla 的斯拉夫語及文學系教授michael henry heim。
heim 翻譯了影響美國以至世界文學的《生命中不可承受的輕》（“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即如韓剛及韓少功中譯本亦是來自heim 英譯本。
可卻，在《生命中不可承受的輕》出版之時，昆德拉認識了出版社Harper & Row 的編輯aaron asher，此君的出現幾乎影響了昆德拉的寫作生命。那是昆德拉還未開始用法文寫作，但以“the book of laugher and forgetting ”九五年版本引言上說，1985至87年昆德拉開始自己以法文自譯作品，同時把重新自譯的作品及以後的法文著作都交由aaron asher作英譯，昆德拉自云法文版比捷克文版更傳神及可信。
對翻譯的嚴謹，昆德拉可說在當代作家中最為認真的一個，他把“joke”的第四版每頁放大，一字一字的去看，甚至是考究意文及德文版，務求如他所說，作品不會給譯者雞姦。
坊間台灣、香港及大陸的中譯本，最上乘功夫可說譯《小說的藝術》及《被背叛的遺囑》的孟湄。孟湄北大外國語系法語專業出身，曾親求教於昆德拉，以《小說的藝術》為例，「六十七個詞」(soixante-treize mots)就給他本人為中譯刪去了幾個詞。此文實是昆德拉為譯者作的個人用詞詞典，目的是想令其他不同國家語言的譯者，更能把握他對翻釋的要求。他在文中曾說有回遇見一位譯者，昆德拉問不會捷克文，是怎樣能完成工作？譯者說用心，並在錢夾中掏出昆德拉的相片。如此「忠誠」，當然是令老昆開心，但也表現了譯者的苦。
說回近日的中譯作，上海譯文出版社重新隆重推出一系列的昆德拉法文版譯本，請來多位國家級教授翻譯，倒受到國內不少法語翻譯的同行所批評。略讀之下，的確有很大問題，這問題無論台灣皇冠以至上海譯文兩間出版社都同犯，即以為「欽點譯版」的這個大字標貼可以亂加在書封面上，此只是說明譯版由法文譯成中文。中譯本很多篇章都欠了昆德拉式的古典樂的結構，特別是「快板」、「慢板」、「散板」及「重覆」。
昆德拉不只一次把自己的小說結構用音樂來分析，這種音樂性的小說必須對古典音樂有深厚認識才能明白。同樣，昆德拉在修辭上鮮用精確的字眼，反而他愛好文字的粗糙及多義性，一個文字的多義性就能在「重禱」（litanie）或「重覆」，產生出神奇的果效，而這亦是譯者不時會重寫或刪去某字某句的原因。
另一方面，作曲中的數字結構也是昆德拉風格的重要因素，若讀《為了賦別的圓舞曲》（“Farewell Waltz“），各人物的出現、次序及比重，幾乎可列出一條算式。以昆德拉本身專業劇作家的出身背景而言，戲劇性及音樂性比文字本身的魅力更強，倒看到近來的中譯本都欠的是那種順心順意、了解昆德拉背景而成的翻譯。或許，中譯者們應再讀一下孟湄的譯作，當中的粗糙，正是昆德拉要求的原始精神。
寫文至止，無非是得知一位愛爾蘭的博士後學人michelle woods 寫了一本”translating milan kundera“，分析昆德拉以捷克文寫成作品的翻釋研究，由專出文化及語言比較學術書籍的”multilingual matters”出版；如此說來，心想老昆定對此書有興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