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姑娘今夜臉泛紅
我未彌月時,就寄養在外公的家中,如此一寄就給養足快三十年,至今依舊住在那個老區的大宅中沒走開過。外公是老國民黨,聽說二、三十年代到過黃埔軍校訓練,過了八天就退了學去做生意,但政治立場堅定。
家中現在還有一面小小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很精緻的座檯小擺設,圓型銅鎳小座插著一面閑垂的國旗,座上圈寫著紀念蔣經國上任總統五周年,那應是八零年外公第一次以僑胞身份去台灣雙十國慶買回來的:遊過阿里山,黃昏拍的日月潭照片還存,中山高速公路上台北的那一程,他們老僑民應在旅遊車上唱過「三民主義吾黨所宗」,後來到新建的中正紀念堂,買了一隻金色瓷碟,中間是蔣介石的遺照。小國旗座放在家中的電視機上,而瓷碟則立在外公的書桌。當然,還有一面雙十掛出窗外的大國旗,以前尖沙咀東英大廈三民公司買回來的;家人都愛叫那是「台灣公司」,衣服糧油,買的盡是台灣貨,又近我家,所以算是我們日常吃用的國貨公司。
我們對台灣的事情都很熟,可他只去過台灣一次,也不會說「國語」,更不會聽國語歌,因為老國民黨在孫中山的年代都是說廣府話,大概那少年蔣介石也得硬著學一點,才可以和孫中山說幾句。對台灣熟識和把握,靠的是看黨辦的《香港時報》,又或是幾月才來幾本《光華雜誌》。早停辦了的《香港時報》,報上的新聞多不如其名的是說香港、反是載台灣的政治社會,所以老一輩的官員或軍官的名字,我滿熟的,只是他們幾乎皆仙遊極樂。《光華》是給僑胞或外國人看的雜誌,有些文章會中英對照,講的都是島內社會文化人物,中間的黑白頁是「文摘」,都是每月島內報紙的剪報選文或專欄,如此一來就不用靠買台灣進口的鳳梨或西瓜得來的一張半貼的包水果的《中國時報》;嘿!還有朱德庸的《澀女郎》、蔡志宗蕭言中的漫畫。我這麼多年之後才猛然發現,小學時候的中文,都是看《光華》學學回來的。那是家中唯一會有的雜誌,小時沒甚麼可讀就亂讀,結果《光華》陪我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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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家用的衣櫃其實不是甚麼衣櫃,而是台灣出口的帆布衣櫃,中間和近頂的兩端是拉鍊開口,帆布用鐵架撐起成方。九七年回歸前的幾天,外公把衣櫃的東西都騰空出來,然後把雙十才掛出窗外的大國旗放在櫃底,再把衣服放上去藏好,他說九七解放軍來了,共產黨若查出國旗就麻煩了。當然,我們都相信共產黨已經變了,不會作出這種事,但那種恐共的心態,彷彿與當年反攻大陸的思想,是我們先輩的一種單純、可愛。
九七的雙十,家人都不想外公留在香港,反正帶外公登長城遊故宮,回去真正的祖國看看。
我常覺得,外公的離世,大概是受不了大陸「赤化」香港,所以九七過了幾年,他就急著去找孫中山搞未成功的革命、回到那失落的民國。
失落的民國,我也去找過,我真的在九七後去過三次台灣,待了一陣子,交了一個深綠家庭出來的台灣女朋友,她的親叔叔當過行政院的衞生部長,由爺爺的一代就全家當醫生,是雲林的世家,家中的每個小孩還有一個日文的乳名;倒她爸爸沒學醫,在高雄的三民區開了一家藥房。第一次登上台灣的土地,我是由高雄的小港機場下機,女朋友來接我:
「你好!」
「你好、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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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再交的女朋友,很愛唱歌,唱鄧麗君,她的媽媽是嫁來香港的彰化人,二千年總統大選,她的媽媽回去家鄉投票,因為她沒有聽我們的勸告投給誰,跟了自己的家人意見投票;或許,她如今應會後悔。再下一個女朋友的媽媽祖屋在金門,倒不知怎的祖先游過海峽去了福建廈門。這種台灣的延續,絕對不是我選的,也不代表我特別喜歡台灣,反我愛稱此為所謂的「命運」,一種跟台灣的緣份,逃不了;正如,當三個女朋友的媽媽,每回瞟我一眼、然後用閩南語和女兒交談的時候,我總覺伯母都在說眼前這個廣府西關大少的壞話。
一定是。我想。
我會說自己算是那種「老台灣」,老者不是說經驗或是道道地地的在台灣生活過:你不必生於長於那地,卻已神游四方,民國時代的中原身份認同,不一定是政治立場或意識形態如此左右對立,而是傳統文化與戰前「摩登」文化的延續保存,至少不是馬克思的文化批判,夜夜可以笙歌,工作不用政府分配,不會計較你的「成份」好不好。又或,可以說是一種宗教自由(參「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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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號的台灣《科學人》(”scientific american” 台灣中文版)的封面故事訪問了沈君山,而今夜的台北反政府聚會陳履安現身十幾分鐘,與當年美麗島事件吃過催淚瓦斯坐過牢的施明德拉手並肩集會,國民黨四公子彷彿閃逝間訴說民國失落的歷史;外公和我也尋找過那如阿特蘭堤斯失落了的文明,但最後誰也不知文明像傳說遠去如斯。六朝舊事隨流水,但寒煙衰草凝綠。
台北姑娘今夜臉泛紅,莫道不消魂,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倒泛紅之意是驚、還是喜?
漸寫到別來,此情深處,紅箋為無色。
補
國民政府遷台後,兩地最明顯的分別不是政治制度,而是在宗教上的政策。我曾有一段時間很沉迷台灣的道教文化,看他們民間對道教的態度,以至道教各派的科儀制度,你就會看出香港和台灣的宗教觀及其功能性的不同:那不是一種宗教教義上的不同,而是一種民族學上的不同。這種觀察,是我有一次去高雄旗津一間廟外的廟會所得來的。廟會有布袋戲、射氣槍擲籐圈的廟會。我沒有去過廟會,甚至發現廟會是香港傳統文化中很陌生的事,更奇怪的是香港的道教廟宇在制度上和大陸台灣都有很明顯的不同。後來我去了北京,看東城區的地壇廟會和宣武區的廠甸廟會,卻發現和台灣的很相似。這麼一來,香港的「傳統」是怎樣自己生產出來的呢?
那時考研究院,我對文化研究的興趣不是太大,反而真的考了兩年人類學系,以民族學(ethnology) 角度看香港傳統的生產過程,當中包括了近百年的中國各族的遷徙史,可惜我本科不是人類學,加上人類學系幾乎是大學財政的腫瘤,非本科的人根本考不上。今年我也曾「秘密」地去考道教研究所,卻因不是宗教系出身又考不上。台灣的朋友建議我考台大「城鄉所」,我想還是當成一種興趣去研究算了。
18/09/06 07:03
科学园地
hans is still alive and believes zarqawi should buy some cond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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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读得不多,想法特别多,日日都喝鲜橙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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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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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3-25
踏雪尋梅

明‧戴進‧春遊晚歸
軸 絹本
台北故宮博物館春雷給高崗訊號山小紅樓的雷針所引,一道小電如白玉光透的腮幫子下的血絲,真的如絲,晃了一下即逝,彷彿看舊影片道士收妖的幻想。梳順漫思,綠山沒處那萬物此際正逢甘露,興矣,寒蛩聲唧唧啾啾,普天同唱:「春天來了、春天來了!」
幽徑未見往來人,獨字了得,千山我獨行,理應有語,想起我教先賢,千里他方來華,千番為傳福音,卻為當政者利用或壓迫,這本是「東方」的宗教,到了西方反興,但到底是否因為「剛烈」過度,「柔情」如嬌的中國倒吃不消?
高中讀宗教史,讀至耶穌會士東來傳教不得要領,范禮安(alex valignani)只能嘆道「中土磐石何時可裂以迎吾主」,千年同一嘆。中國像一個曾被火灼的稚童,寒冬也不敢走近火種,生怕再痛;但倒不知火生的暖意。
常如此想。
也常說,要到蘇富比(sotheby’s)投一個印度或中國的佛石像斷頭回來,放在室中,那為的是叫自己牢牢記住,人類文明的煙滅不是天降,卻是人類本身的罪與業。很「原罪論」的語調,倒也是七八分真實。
正是四旬期,耶穌每年彷彿要生一次死一次復活一次,心想若他是演員,要演活演死演再生二千年,真累,更莫說又背十字架哥耳哥達(golgotha)。倒他在就義之前回耶京,咒詛無花果樹,無花果樹就枯乾了,宗徒們問為何會如此,
耶穌回答他們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如果有信德,不疑惑,不但能對無花果樹做這件事,即便你們對這座山說:起來,投到海中! 也必要實現。不論你們在祈禱時懇求什麼,只要信,就必獲得。」(瑪21:4-5)
我曾有信德之時、也有時沒有,心裏也常問為何上主要如此、主教要如此。近日主教幫助被囚韓農,李大狀連夜往警署協助,我亦問為何如此出人意表。在我的理智與法律之下,我實在有自己的立場,但沒有主教的伸手扶弱,那群被囚的人又如何呢?只求主添我的智慧,也添主教智慧,以至寧願最後我是錯了。
走出幽谷,心想當年洪水,諾厄在方舟一百五十日,鴿子啣一根綠橄欖枝回來,那情景像兒時愛唱的《踏雪尋梅》:
雪霽天晴朗
臘梅處處香
騎驢把橋過
鈴兒響叮噹響叮噹
響叮噹 響叮噹 響叮噹
好花採得瓶供養
伴我書聲琴韻
共渡好時光可惜,我還沒見過雪。
後記
看陳主教在聖伯多祿廣場上白衣紅披肩、眼小如線的徐徐上台,領受教宗為其戴上樞機紅方禮帽,不其然淚滿盈眼,心熱了一回,久久才能平下。
「洶湧波濤莫驚怕,平安抵岸全靠衪。」
陳牧取自《伯前》格言補:
國畫中畫「踏雪尋梅」者甚多,著名者有同是明朝淅派、效馬遠畫風的王諤與戴進。論知名王諤不及戴進,王諤為內廷畫師,系屬「院體」畫,明孝宗曾言:「諤,今之馬遠。」惟我獨喜戴進的「淅氣」與幽逸,與其在畫上分別誰能真現「踏雪尋梅」之意境,反想放我偏愛的戴進《春遊晚歸》,正印此春的心情。
補二:
戴進作品多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館,而王諤之《踏雪尋梅圖軸》則收於北京故宮,分隔兩地,那又是否在訴說歷史的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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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3-12
貴族的最後
腦海常盤亙一個問題,為甚麼貴族的最後結果都是不得好死。黃仁宇在《中國大歷史》中寫了些無可否認的事實:「在他(文中指的是毛澤東)書下,凡是中國傳統內之事物全可稱為『封建』。內戰期間,凡是青年男女受過教育或只有幾分教育的,都對現狀不滿,中共不愁召集不到充足的幹部。」近代知識分子們是如何抬起毛澤東和一夥的井崗山革命先烈進京、如何抬進中南海、如何經過天安門,抬進故宮,一切一切,的確是往事不能如煙。
中國人在傳統上的那份「情」,就是同情知識分子,即使知識分子的思想如何迂腐盲目,即使平民百姓不能物質上支持一番,但人民還可以偽善的同情一下我們的知識分子。於是,知識分子可以「煽情」,令大家又沉溺於牛棚的日子、土改的日子、北大荒的日子,回憶即時變成美好又道德的情感消費。
看楊絳的幾部作品,《洗澡》中年輕知青夫婦看通看穿了身邊文學研究社其他知識分子醜態的同時,其實原來大家都忘不了貴族大戶的光陰。書中的主角許門一家,家中還能有一個舊式的冰箱,放在一樓。那冰箱不是用電,只是一個冷藏櫃,必須定期換冰磚。許氏一家就僱一個老頭,為他們換冰。當楊絳描寫老頭一把年紀搬著沉重的冰磚上樓時,貴族的憐憫就出現了,若果說是一種憐憫,那不如說階級思想,知識分子與販夫走卒之別,更甚的是那個年代可以擁有一台冰箱,好不氣派呢!
《我們仨》在收賣大家同情的時候,楊女士的《雜憶與雜寫》,收了一篇叫「紀念溫德先生」,寫楊女士清華研究院外文系時的美籍教授溫德(Robert Winter)。溫德先生與楊女士與她丈夫錢先生亦師亦友,感情很好。及後,文中楊女士談及五五年的肅運動:「傳聞溫德先生有『問題』,我們夫婦也受到『竟與溫德為友』的指摘。我們不得不和他劃清界線。」
「劃清界線」,好狠的用詞,他們夫婦甚至與溫德先生「偶然相逢,也不再交談」、「連招呼也不打;「後來知道他已沒有『問題』,但界限既已劃清,我們也不再逾越。」或許只有這樣,才可苟全賤命;或許只有這樣,才可以我們倆我們仨,文革是叫人民忘不了的傷痛,但同時也是一面照妖鏡,專供知識分子摸看自己的面目。
口述歷史、真人真事的《最後的貴族》,書中貴為知識分子的主角章老先生,當年家裏的四合院有七十九間房。今天北京的胡同裏,一個大四合院中「僭建」了幾十戶人家,住上百多人;每戶沒有自己的廁所,於是在標準四合院「耳房」的原位,建了一個公共的廁所。當你蹲在尿槽拉屎的時候,幾十年前的同地,可能是貴族偷閒午睡的房間。
貴族的最後,結局如何,那或許是一種因果報應。 -
2006-03-07
華人之恥
起題一切,皆由白先勇於香港電台《傑出華人系列》記錄片中幾近結尾的一番話,他說在世界中沒有一種文化、一種民族,像中國人的一樣,憎恨自己的民族、同胞。觀後重讀其著作《臺北人》,烏衣巷大城小景的金大班錢夫人李將軍,誰不是怨恨的受害者,那種恨就是《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中、主角王雄在花園中種的杜鵑:
「當我走到園子裏的時候,卻赫然看見那百多株杜鵑花,一毬堆著毬,一片捲起一片,全部爆放開了。好像一腔按捺不住的鮮血,猛地噴了出來,灑得一園子斑斑點點都是血紅血紅的,我從來沒有看見杜鵑花開得那樣放肆、那樣憤怒過。」
那是一帳寫照、近代中國兩岸三地的沒完沒了的人禍:自相殘殺、赤手扣握對方脖子,氣盡不止,直至脖子肉斷骨折方休。人們解說那是意識形態之爭、或許,但不盡意。內戰不用斥字多描,但那種怨恨、那種尼采從法語借來的「怨恨」(reseentiment)、存在你我之間,尋常得比日出日落更尋常。
德國社會哲學家舍勒(max scheler)闡述:
「怨恨之人本來也愛他在自己的情狀中所恨的事物 — 只是由於不曾占有它們或無力獲取它們,恨才發泄到這事物上。」(Collected works, Vol.10, Posthumous Works Vol. I: On Ethics and Theory of Knowledge, P.369、王芃譯)初讀舍勒是由國內漢語神學家劉小楓《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 — 現代性與現代中國》一書中,以「怨恨與現代性」為題,以舍勒理論,分析怨恨的形成、特別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清教徒及文革間的種種關係。舍勒之於中國,得賴劉小楓、張志揚等幾位專研德國社會學及哲學的學者引入,才有力的點出近代中國為何形成一種白先勇老民國親身經歷、以至億萬中國人不斷運作、不由自主及賴以成就的:「怨恨」。
浮瞟之處,觸目皆是,莫說戰亂昔日,單說近年高行健得諾貝爾文學獎、李安由《臥虎藏龍》至《斷背山》、張藝謀陳凱歌得外資製作的大作小品、章子怡的各項演出、以至神五神六的宇航員,都可看到中國人的恨。
在此特引劉小楓幾句短話,一針見血:
「⋯⋯怨恨心態即是:我本來應該像你那樣風光,卻沒有能夠如你那樣得意,於是形成一種生存性的緊張情態。」(p.339)
「⋯⋯自卑與自傲的多樣組合構成中國現代思想中怨恨心態的基本樣態。」(p.357)當年高行健得獎一訊傳至中國時,怨恨即時生成,為何是一部「法文作品」?為何中國文學大家只得他一個可以成就千年文學之邦、近百年國際的最高榮耀。中國現代文學館館長、老舍之子舒乙即時大批高行健作品時即道:「諾貝爾文學獎開了中國人一個大玩笑。」當時還在世的巴金老人不計,他老爺當年早就差點得提名,獎該給老舍。獎是給活人,不會送到死人塚。高行健得獎來港訪問,我參加了大學的為其舉行的公開講座,數日前把得獎作品《靈山》讀畢,一種不太像中國、卻是強烈古代各族同源的感覺(彷如德國語言學家「原始印歐語論」urheimat/proto-indo-european-language)。講座中聽來高行健沒有一點酸與怨,只道文學不應服務於政治及意識形態,那是一種悲、一種禍。
張藝謀與陳凱歌是兩個中國性的極端,卻是同胞口中媚外的妓女。大學時一位教授是《臥虎藏龍》的副製片,參與多部中國/荷里活合作的製片工作,陳之《刺秦》、張之《搖呀搖,搖到外婆橋》,及《蝴蝶君》、《未代皇帝溥儀》都有其參與。他是日本及美國讀電影,精通中英日三語,八九十年代幫不少中國電影打入日本及歐洲市場。所謂的「打入」,就是通過參加影展,然後與外國片商「洽商」發行版權;獎是其次,賺錢是任何一個導演及電影從業員最實際的事,沒錢甚麼也拍不成。
我與教授談過幾次,他曾對我說了不少,特別是中國第五代的電影如何先由香港、經日本、德法、才到底彼岸:美國。中國導演的電影無法靠「國家一級導演」的千多元人民幣月薪,更莫說要靠不慣看「國片」的內地香港台灣市場,或是華人地區任何一個投資商、銀行、政府。那時他對我說正在讀DBA(Doct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論文正是香港電影的融資方法及困難。
結果,電影沒可能只拍給中國人看,或是只生產給華人地區,那只有餓死所有電影從業員。即便是以比較文學的角度(不愛看學術分析可自略下幾段文字),旅美學者周蕾(rey chow)亦在其“primitive passion - visuality sexuality, ethnography,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一書中,用了“the force of surfaces“(「表面的力量」),解讀張藝謀的電影是要在畫面的表面展現”the oriental’s orientalism“,更是一種exhibitionism between cultures.
或以下引一段我另一位老師朱耀偉教授的書評:
「東方主義式的批判──『做給外國人看』──會很容易將問題導向錯誤的方向,使我們誤以為要突破表面的形象,尋找深層的意涵,彷彿只要我們能夠找出自己的真實的深層意義,外國人便要深入觀察我們,不能再以想當然的方式虛構我們。這個為大多數人接受的策略在周蕾看來只會將問題導回「原始」的向度,再產一種以純正「中國」為中心的排他性,到最後只會鞏固使西方凝視合法的文化政治。周蕾認為張藝謀能夠成功誘惑觀眾,使他們停留於影象的表面(頁 150),而影象的重要性正正在於解除深度(頁 159)。因此,如《菊豆》的電影並非無知的滿足東方主義者的偷窺,而是自覺的自我暴露,以一己的肉體回看偷窺者的凝視。這種自我暴露實際上是一種抗衡的力量。 」周蕾特別指出一點,自省之餘亦痛批學者:
“as scholars, we tend to distrust what appears and to believe in what doest not appear.”
山川、原始、彼岸感
高行健之於《靈山》以至李安的《斷背山》,同樣是一種如古代宗教對山川的敬畏,而當中山川下的情與欲卻是在社會規範下被強逼而變得扭曲,正如法國人類學家葛蘭言(marcel granet),他在研究《詩經》時,有別於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者、以至一般大學本科生課程的討論,都認為《詩》中之《國風》的歌謠是民間大眾的自由心聲表達,但葛蘭言以及國內不少人類學/民俗學家都指出,《國風》中之歌謠是當時上古部落制度下,可看出兩族人間朴野的習俗(「俗」)是如何轉化為「文明的秩序」的(即為之「禮」)。男女兩性在春季的特定時間裏,在一個特定的場景中舉行集會,這種場景一般是山麓、河邊等。在此特別要指出是特定的空間(山川)與時間,《靈山》與《斷背山》回歸自然後對情與欲的解放,並不是一種自由,相反是因為規範化下的一種特定時空的控制而扭曲出來的,扭曲並不是一種貶意,相反正是「敘事倫理」中個體生命破碎的呢喃(劉小楓語)。
劉小楓指出「人性的苦惱都來源於人身的在體性欠缺與對美好的欲望之間的差距,自由主義倫理承認這種人性的苦惱恆常的」(《沉重的肉身》p.210、下同)回到上述上古兩族間男女兩性在山川下唱歌求偶,劉小楓更有力的以漢語指出:
「漢語的『欠』字所象之形,是一個人身費力地挺身仰首而歌。(《說文解字》「欠」和「詠」:「詠字,從欠。」)」(p.119)。
山川是一個古代宗教的被賦與神聖權力場所,而年青男女在生活中的「欠」,無論是日常情與欲,都得在山川中完成。試引一段《詩·國風》即知: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國風·秦風·晨風》如此我想說及,高行健與李安都無非是對生活情欲無奈產生的一種「彼岸感」,在「此岸」無法完成的事情,只可在「彼岸」完美成之,但當離開了「此岸」時,「此」與「彼」對調了,有人會說是一種「鄉愁」,但更確切的說,「此事古難全」,只好「千里共嬋娟」。高行健《靈山》中的「我」,尋靈山卻是靈山並不是實體的存在;李安指出斷背山都在每人的心中,那種沒完沒了的彼岸感,真的是要在「他方」得獎就能成全嗎?於我看來、並不。他們都只無奈地追求原始時代\無分種族下應許過的「彼岸感」。(有如上述的「原始印歐語論」:假設同大陸上的此彼有共同的祖先)
結語
我並沒有說及我對上述的人與作品的好惡,但到底是一種中國人的現象:不相信「虛」(xu, emptiness)的同時更不相信西方人認同的「實」(shi, fullness or concreteness)。周蕾在上述的著作中作了不少中國人看自己、與中國人看西方人眼中的自己的分析,在此我不便再多引她的話,但我想說的是當一種「實」被西方人認同及認識的時候,中國人對被認同的「實」就會自然產生一種「怨恨」,先不理會自己對人與事的個人情狀,卻被「怨恨」掩蔽了,到底是排他還是排己?這是現代性中國的使然,我只能如白先勇一樣,無助與無奈。
後記
作為一個傳統電影學院出身的一分子而言,眼看李安獲獎前後的種種,只覺「相煎何太急」,電影工業的困難、以至一個電影學院出身的中國人在華人市場得到的待遇,及對藝術專業化的歧視,在學院派得獎的鼓舞的同時,我只可說我已不想沾上電影,我沒李安的耐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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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3-06
我的祖國
何處望神州,滿眼風光北固樓。現代中國還是像一個稚童,一舉手一頭足滑稽可笑,有時她不上別人的話,就面露鬱忿之情;但有時作了對事好事,她還是不禁掩面卡卡的偷笑。她作不出甚麼懷心腸的事情,有的都是倒蛋小事,可內心的天真與友善,誰也看得出,人民個性中的真蘊。寒冬的早上,胡同巷口舉目都是樹掛,小孩端著熱騰騰的狗不理包子,吹涼待吃時又怕涼了不熱,燙了嘴巴也要吞下。熱氣弄得兩邊肥頰緋紅,如此誰也想可惡的捏她一下。
捏是一種痛的疼、我的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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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3-05
三五學雷鋒

一九六三年三月五日是毛澤東親題「向雷鋒同志學習」的一天,由此國內就以三月五日定為「學習雷鋒紀念日」,上海的朋友小L說到由小學至高中,學生都要在這天當無償的義務工作,到幼稚園當洗衣工、或掇垃圾之類,學習雷鋒無私愛國愛同胞的精神。雷鋒作為一個政治宣傳(propaganda)的典型,神話破滅的時候,完美無紋的青瓷落地花開,可即使是碎片,還是可以欣賞、分析、研究、學習,到底一件無紋青瓷是怎樣完成的。
我掇拾破碎了的雷鋒,瞪目細看之下,依舊是可愛可敬,單純稚氣,幾番夜思,我們的時代/城市欠的是那無紋青葱的活雷鋒。雷鋒愛群眾,某次他打算回軍營報到時,有一個老太太問路,問的是一個離軍營十五公里的遠處,雷鋒怕老太太迷路,就隨伴相送至找到目的地,又走回軍營。此並不再是甚麼的propaganda,而是一位工程兵兼隨軍攝影師,今天憶述與雷鋒當日同走過的三十公里路。
敘事過程當中的增補刪撮,本是尋常事,一張黑白雷鋒手握衝鋒槍的軍服照,那個年代給添水彩,並在他身後加上一棵黃山的千年迎客松。二十二歲時殉職的雷鋒,生前也是尋常的少年郎,喜歡被拍照、打扮、讀小說、暗戀、寫信、微笑。破碎不能還完,但他依舊、笑在春風中。
後記
我寫不好雷鋒,用字難善。朋友小L 寫了一段有關雷鋒的文字,平白卻是美不勝收,特此借來引之。若干年後,奧終于注意到了雷鋒同志是在本命年之前,就那麼的去了,一定還沒有正二八景地談過戀愛,真是可惜了。所以可以向雷鋒同志學習一切可以學習的,唯獨感情不能那麼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也許正因為他愛好:做了好事不留名,即便是暗戀,也未曾在臨走前象心愛的姑娘吐露心聲。
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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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1-04
沒有台北的台灣
第一次去的台灣,是沒有台北的。心裏以一種去國十年老盡少年心的雜感,登上一架像極「麥道」(McDonnell Douglas) 八十型的小飛機,飛往高雄市的小港國際機場。機場比想像簡陋,跑道兩旁野草燒不盡一樣,偶見一兩間磚砌、用鐵皮作頂的小屋。確實忘了下機的情況,但為了令這敘述看上去實在一點,只好加插一場由飛機走下梯、跨過跑道,才抵客運小樓。家中人常懷緬老總統的日子,廿年前僑胞回去看雙十,或許有一班盲目揮小旗的國小生,熱烈歡迎回國。現在當然沒有這回事,淒清的風中傳來燒草的味,眼盡處掛了一個燈箱牌檔:高雄歡迎你。
不用太多手續,繞過幾圈,就出境了。恰如看安哲羅普洛斯的《尤利西斯的凝眸》,邊境關防的人員都是冷落、沉默,不歡迎你。兌換了些台幣,買車票,前後扎緊行囊,擠上往城內的公交車。車子是國產,美式的銀色車身,看上去是有點破舊,七十年代的「氣韻」;或許這小機場航班不多,那公交車的班次也不多,幾班飛機的人一齊擁上,最後沒法不得卡在車門小梯間的一級中,由張三和李四之間的一缺空間、觀光。
實在是、台灣本來和大陸沒差別,小屋大路,楷書體的牌檔,所以不能錯怪那刻心情是錯把異鄉當故鄉。異鄉作客,免不了腸慌腹熱,第一頓飯吃麥當勞,就在高雄火車站的對面,愛麥當勞其安全又親切。女朋友是當地人,她領著去買車票,穿過車軌下的隧道,本以為要在月台等火車,卻扣票出閘。這是甚麼的一回事?不是坐火車嗎?原來火車站分隔了兩個社區,要買「站頭票」,一進一出,才可去另一邊。她騎上小機車,著我坐後邊,可這小子未曾坐過機車,以為都是電影中的抱腰,風情十足,倒她叫我抓緊車後的把手,如此一來,浪漫不成。她本來性子悍狠,車子如鼠的竄過大街小巷,每是紅燈就直衝,不兩三道功夫即到她家。
她家開藥房,伯母以前是助產士,台語對答,阮是某某某,你好。世伯是大漢,手可殺牛豬那種,黑黝的皮膚道地得很,英雄豪傑,有個日本的小名,是殖民時代的渾號,小妮子還有一個哥哥,傳統的電腦超頻高手,會將電腦去皮放在冷氣機前面吹風的那個流派,聞名不如見面。他們一家人,鬼話連篇,像是討論港客小子東成西就,還是伯母有禮,用溫婉的國語問道,香港最近鬧饑荒嗎?怎麼女兒的小男生瘦得可憐。哇哈哈,滿堂歡笑。
沒有台北的台灣,三民區每家每戶的天台都有一個儲水缸,定時有賣水的車子來灌乾淨的食水。送瓦斯的叔叔繞過巷口一頭攔路的狗,操!一台日產白色的房車由車房駛出,錄音機器在喊「倒車、倒車」。藥廠做行銷的小哥來推介一種風濕藥,我一個人看店面,只會說你好你好,等等等等,這種三層下舖上居的藥店,女朋友二樓走下來問「誰?」,爸爸都出去了,去了跳曼波,你隔會來吧。黃昏的正點新聞報導一頭會倒後走的貓,看耶!很屌。她說很悶,就去了廟會,玩射氣槍,拋圈投獎,喝彈珠汽水,看噁心的布偶戲,嘶一串燒雞睪丸(其實後來證實那不是睪丸),入廟拜拜。經過無碼A片牛肉場,挖勒靠,咪咪小姐在玩「鐵柱磨釘」,面面相覷,不如回去幹一場。原來姹紫嫣紅開遍,巧的是女朋友月休七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唱做唸打,少年郎春光乍洩,只好淋浴打手槍。
沒有戲場沒有不見沒有不散沒有溫泉沒有書店沒有文化沒有台應龍沒有國語沒有捷運沒有名勝沒有粉俗的香港人,我去過台灣,興幸沒有台北。 -
2005-12-05
錢先生攢眉的地方

南洋彬依舊畢挺爭頂天,青天的下晝萬里無一物,亂叠的山壑氣態萬千,此缺的山林小景比不上名岳大川,倒閑情不盡,一切早足矣;百燕歸巢時,才知耽誤半日。美不勝收,不單向東,並肩抄小柏油曲路再索,說要訪訪錢先生曾經攢眉處。
地標儲水塔的低欄,蹺腳能越,拾階上不知何來這麼多的落葉,滿道,幾乎是頭頂樹丫當綠處的總和,禁想起一句:「樹猶如此,人何以堪。」自休一個月以來,沒讀甚麼,但想起白先勇「去國十年,老盡少年心。」急景殘年,只沾來獨一篇他的《芝加哥之死》來品秋,像要啖一口菊片茶知苦憶甜。
總約於學思外的鐘樓前,迎來如風,水是眼波橫,山是眉峰聚,雖劉海半掩,還見天涯。夜遊學系書畫工作坊,學生臨拓北魏山東曲阜孔廟內的《張猛龍碑》的散字排滿長桌。央求弄墨,身無長物,見笑糖果作潤筆。濃淡吊壓,松石竹梅亂墜白宣上,笑說只是教稚童的小功夫。
天人合一亭外四下肅清,錢先生想來如此季秋,也曾在此小崗上攢眉。風急轉處,嫵媚問客又何所愁。
家國,天下。 -
2005-04-30
秦淮不知客何來
楊柳枝懶洋的夾道,春風吹人醉又昏,六朝古稱是風雅之藪、金粉之所,那老南京的百姓大概也耐不住悶熱,小巷街邊四下盡是人,猜是飯後出來納涼。文德橋南堍穿進烏衣巷甓門,劉禹鍚會道:「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王導與謝安兩位丞相的堂前,燕燕鶯鶯咿咿呦呦;後來劉禹鍚似是故意弄掉在巷間的字詞,給白先勇掇拾起來,借來起題作書,編成《臺北人》,寫內戰後國民黨人遷台的鄉愁落泊。
今夜狀元樓外分外熱鬧,理他城東城南,總之百姓歡樂自在都擁到街上,夫子廟前寶馬雕車滿路,看過去眼睛都花了,似是元宵;誰皆要爭看台北來的姑爺、是怎麼的模樣。台北來的姑爺衣冠楚楚,不斷向百姓問好。間中或有稚童不懂事,拉著爹娘的衣腳,笑問客從何處來。姑爺已不是朝中臣,老將軍、老總統打生打死保下來的一隅江山,都拱手送與一個鄉下的囝仔。如此這般,善演崑曲劇目《桃花扇》的這位姑爺,終歸要退下收山,虎度門前回首細看,到頭來果真是行走藝團戲班,這裏演一場、那裏演一場,此生卻是不知其所歸,念茲在茲,忽覺總是鄉情親切鄉情好。六十年一個甲子,姑爺正是少是離鄉老大回,受寵若驚的才知故土的知音如此熱情,才知相見恨晚。
秦淮河上的燈船爭相排泊在江邊的酒家,看是要迎這位回鄉客,可客人吃些蘆蒿炒雙鹹和炸乾子就拄肚如丘,走了一會已不想走下去。只道、不知亡國的除卻唱《玉樹後庭花》的商女之外,還有春風滿面的台北姑爺。千古興亡多少事?悠悠,不盡長江滾滾流。怨不了、亦得自了:「可惜流年,憂愁風雨。樹猶如此,倩何人、喚取紅巾翠袖,搵英雄淚。」頂多當一場游子知歸,明朝這壁江山的主人到底會否倒履相迎,還是一場鴻門之宴,台北姑爺既然兵行險著,如此閑情來看看秦淮夜色,看來已是心裏有算,胸有成竹。
無論老百姓或是台北客,都難忘此時此刻。天邊沒有一片黑處,是夜姹紫嫣紅,人群中鑽出來的佝僂蹣跚的金大班,以為如此良宵,是否甚麼的最後一夜、慶祝一番。她依舊一襲黑鈔金絲的旗袍,背扣手呢喃著算甚麼又遠去。
今夜秦淮,無人不道看客回;只是秦淮客太多,不知客從何處來。 -
2005-04-16
略談幾位中國現代藝術家
讀書時代,別人問道你知道中國當代藝術家,勉強上課時讀過徐冰的作品,也真有一回去藝術館子看一看;其餘的,實是不太認識。後來認識了些國內朋友,耳濡目染,眼界大開,單是寧夏的賀蘭山建築群,以至後來衍生的賀蘭山音樂節,中國藝術力量的表現,震憾了我的心。
如此,我略談幾位國內的先鋒藝術家。
艾未未 (Ai Weiwei)
艾未未出生於北京,八一年屆的北京電影學院「退學生」,可說是與第五代導演同輩,主修動畫,後旅居美國,入讀著名的Parsons School of Design and Arts,近年回國發展,當過《北京人在紐約》的副導。這號擅長裝置的藝術家很難定位,他聞名於西方,但作品不限於純藝術,單是即將與瑞士建築師們設計北京國家奧運會主場,或是朝陽區建國路soho 現代城藝術館的展品,即叫保護北京地貌的一些藝術及文化人士們咋舌(包括我在內),但他可依舊的套杜尚的一句話:「這僅僅是我個人的遊戲,如此而已。」
他的不合群不愍周遭的精神,或許是文革全家下放新疆的原故。一九七六年老毛過世的那年,他回到北京,偶然會騎三十分鐘的車,去頤和園觀看戀人們野戰,撿拾戰後留下的安全套。若果要為他的人生補註,他只不過是詩人艾青的兒子罷了。
張念 (Zhang Nian)
留意張念,事緣是他一篇書評《向虛假城市經驗投擲燃燒彈》,文中認同張檸的《文化的病症﹣中國當代經驗研究》一書外,更有力批評一班假道學:
「張檸在書里承擔的似乎是『職業打假』的角色。文化產品的工商管理者,非文化批評家莫屬。於是我們發現,一個個偽先鋒、偽叛逆、偽懷舊、偽鄉村浮出水面。在張檸的審視中,先鋒戲劇家變成了布道的巫師;靠叛逆起家的年輕寫手在文化『紅燈區』晃了一圈又『從良』了,成了主流文化的乖孩子;歷史題材的電視劇,被炮製成『文化可樂』;假古董商蒙蔽了被物質奴役的心靈⋯⋯這仿冒的現代城市經驗裏,精明算計在左右著文化產品的生產,先鋒、叛逆、懷舊、身体解放是被置換成商品標籤,在市場上大面積地流通,讓批評家忍無可忍。這些像細菌一樣繁殖的空洞符號,瘋狂的是符號,而不是我們。」張念的作品有行為、裝置、攝影,關注城市變遷、民工、民族。曾經是圓明園的駐村藝術家,八九年的多事之春,參加了開放改革後最盛大的「中國現代藝術大展」。
曾於牛棚習畫三十年,他近年專注攝影,一次又一次的拒絕對可恥可悲的社會視而不見。
「學院教授卻在另一邊,拿著學科基金,在西方論著和咖啡地圖裏,購買二手的城市經驗,研究所謂的『大眾文化』。」
他這一句話,影響我至深,叫我脫離了舊日我學我長的,廿八歲後再往別處走。
蒼鑫 (Cang Xin)
蒼鑫算是聰明又滑頭滑腦的人,不能說他的作品(攝影及行為)是如何創意,但很快就觸動觀者的視覺,例如《我的遊客身份》系列,和被攝者搞身份互換(如農民、精神病者、三陪、公安)、以至《洗澡》系列,自己和不同蟲和海產洗澡,是官能上的一種刺激,他的作品有一定的流通性,不時甚至可散見尋常不過的流行雜誌。更不用說、那曾世界巡迴「表演」的《交流》系列,他生得有點如日本痴漢大塊頭,用舔來與地方(例如舔天安門)、古發明及觀眾來「交流」,可以想像成AV 片子中痴漢舔女優眼睛朣體的「可觀性」。
蒼鑫的聰明卻不是一種天賦,到底是生命與歷史的播弄而成。出身內蒙包頭,父母都是東北人,文革時期父親與母親因政治路線不同而離婚。母親原是醫生,出身成份不好,離婚後變得精神分裂,他還小時,母親總在枕下放一把剪刀,半夜就鬧自殺,又常打孩子出氣。蒼鑫唸天津音樂學院時,搞過樂隊,拷貝崔健的音樂來玩。念了一年正是六四風波,結果去了天津美院。九五年在北京玩實驗藝術,差點給拉了去坐政治獄,他耍滑頭裝傻又給放了。
小結
張念與蒼鑫最近在北京798 朝陽區酒仙橋四號大子山藝術區的展覽才在二月完結,其他參與者都是同輩藝術家文革時期長大的藝術家,這輩人吃過幾次歷史事件的苦頭,曾晃蕩、無所事事的過日子,張念說過懶散是一種自然的能量,付出的與得到的維持著一種能量平衡關係。中國的當代音樂、文學、電影、藝術、學術,幾乎是由doing nothing 不幹甚麼「培養」出來。六十年代的氣質,不是一種懷舊、也不是一種斷代的劃分,但卻說明、他們今天的如何有力。